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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是关乎民生福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新药研发是医药创新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保障人民健康、驱动生物医药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生物医药企业数量较多、集中度不高，且多采取“Fast follow”（快速跟踪新药模式）的研发策略，形成了短期同质化竞争态势。如何促进技术、资本和产业更好地融合，优化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环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药研发早期的核心难题是如何选准一个项目（靶标）。“一些成熟的制药企业对前景不明朗的创新领域，可能缺乏投入的勇气，因为看不到明确的希望。”郝海平委员表示，解决之道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与制药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的协力与融合。在全国布局“重大科学计划”，引导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原创药物发现阶段的深度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基础创新的引导作用，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培育更多原创成果，同时通过智库建设，在政府、药品监管、社会资本及制药企业间搭建良性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整合多元创新要素，帮助和引导我国制药企业的研发布局能够真正聚焦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避免“跟风”式研发布局和同质化竞争。
“在生物医药领域，民间投资实际上比前几年的比例有所下降。”如何让投资者敢于投资、创新者敢于创新？朱玉同委员表示，不论是各地政府或国家层面的基金，早期投入偏少很多是受到母基金或国有基金考核指标的影响。对于天使轮投资基金而言，考核指标不应以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为主，而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创新团队、专利数量、培养人才数量、促进的就业等等，这也是国际上政府天使基金的普遍考核指标。针对专利保护，朱玉同指出，当前我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进入制度化、常态化，涉嫌专利侵权（包括专利状态待定）的药品一旦纳入国家集采或在地方招采平台挂网，会直接影响专利权人的销售与利润，也会影响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升级。他建议，对于具有创新性的专利产品，延长其上市后的专利保护期，通过全链条的专利保护制度和行政司法协同机制，规范创新药和仿制药平衡发展、有序竞争，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一个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通常需花费10年时间、10亿美元，即使进入临床研究后，成功率也只有1/10，国际上允许创新药上市后自主定价，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利润，让药企收回投资并一定盈利，从而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丁列明委员表示，创新药定价需综合考虑研发成本、医疗价值、市场规模等多个方面，研发成本不仅要看生产制造成本，还要考虑前期巨大的科研投入。他建议持续鼓励创新药研发，在创新药定价上，允许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自主定价，并在医保谈判与支付上，突出临床价值导向，制定合理报销价格，提高报销标准；对已纳入国家医保的创新药，适当延长谈判周期，把新增适应证自动纳入报销范围，稳定市场预期，推动患者受益。在使用上，对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的“国谈”创新药，优先采购应用，畅通进院通道，不列入“药占比”考核，促进创新价值实现。
疫苗是生物医药的重要品种。疫苗产业科技创新相较新药创制领域偏窄，主要是针对传染病的病原学和人体的免疫学，加之一些平台技术为研发提速。疫苗创新同样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周期、高准入、高毛利等特点。我国疫苗企业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产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综合优势，推动疫苗领域创新投入达到新高度。
“疫苗创新的重点和难点在技术平台和人才的储备。”朱涛委员表示，近三年，中国疫苗企业普遍实现了跨越式加速发展，截至目前，三款国产新冠疫苗被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朱涛委员建议，通过积极政策引导，鼓励创新疫苗研发，推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地重视疫苗相关技术、人才、资金储备，助力中国疫苗走向世界。
“近三年，在供应链方面，由于全球的供应链紧张，也导致我们疫苗研发，尤其生产受到一些制约。”他建议，完善疫苗企业的上下游配套，进一步增强集群布局有序化，多维度提升政府考核机制和政策给予的倾向机制，不再以产值、产能、固投、营收等传统指标作为衡量高投入、长周期的疫苗企业短期业绩标杆，给予创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平等发展空间。（校对/ 范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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